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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陽明: 一個人的城市(之二)

2019-03-18 09:52:00   作者:administrator   來源:中國吉安網
  二(接上期)

  陽明在廬陵知縣任上雖短,但其與吉安的情緣不淺。作為一代大儒,其思想對吉安影響深刻。當他來到廬陵開始事業新起點時,應是充滿憧憬的。這片土地不僅蘊育了歐陽修、周必大、楊萬裡、胡铨、文天祥等宋代名儒,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顯目的。作為中央最高決策機關的内閣,從永樂到成化年間,幾乎為江西籍官員所壟斷,解缙、胡廣、楊士奇、陳循、彭時等内閣首輔,更是全部出自吉安。

  吉安作為一個人文荟萃之地,思想必然活躍,對于一心想做聖賢的陽明來說,此地适合作弘揚心學的法場。但吉安作為文獻之邦的同時,也民風好訟。當地俗語稱:“袁筠贛吉,腦後插筆”,意思是,吉安等地的老百姓健訟,随時準備與人打官司。

  來到縣衙,陽明發現,接手的攤子有些像燙手的山芋,堆積如山的案子且不說,眼前一個棘手的問題卻亟待解決。簡言之,即是稅費過重問題。陽明到任後查閱公文,發現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,吉安府一份公文,根據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某鈞牌,命府衙吏員,催促廬陵縣召集全縣裡長、糧長,在本縣收買葛紗上貢。

  曆史學者方志遠,在《明代的鎮守中官制度》一文中說:“鎮守中官是中國地方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個奇特現象。明朝從成祖永樂時開始,向邊鎮派宦官,稱‘鎮守内宮’或‘鎮守中官’。到宣宗宣德年間,内地各省也遍設中官,地位在巡撫文官和鎮守武官之上,并專門搜刮地方特産,向皇帝進貢。”到武宗正德年間,由于劉瑾擅權,鎮守中官數量猛增,他們與地方地痞相勾結,以上貢為名,行中飽之實,引起社會廣泛的騷動。吉安府、廬陵縣也未能幸免。

  廬陵本地不産葛布,原先的歲額中,也沒有葛布一項。陽明經過了解,發現正德二年,鎮守中宮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,要求本省生産葛布的地區要抓緊采辦,不生産葛布的縣份,也要根據原先田賦的多少,加派買布銀兩。廬陵是大縣,一年的稅銀三千多兩,加上歲辦杉料、楠木、木炭、牲口等項,已達一萬多兩,是原額的三倍。現在因為連續幾年葛布稅銀攤派不下去,經辦的糧長、裡長還拘押在縣衙。看來吉安“民風好訟”,也有官府需要檢讨之處。正當陽明心情沉重,尋思出路的時候,忽聽見衙門外一片吵嚷聲,原來廬陵百姓得知新來了知縣,正上門來反映訴求,希望減免無理攤派。看着眼前赤腳踩地、衣衫破爛的治下百姓,陽明百感交集。他本是做事果斷之人,敢作敢為,當即許諾為百姓做主,申告上司,蠲免攤派。見多識廣的廬陵百姓且信且疑地散去,不幾日,公文果然下來,加派銀兩果然一概蠲免,百姓歡欣鼓舞。

  原來,陽明當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寫了一份《廬陵縣為乞蠲免以纾民困事》疏。吉安府、江西布政司大概對于陽明的脾氣有所了解,因而給予寬容。而當時的江西鎮守中宮宦官王某,也知道這位王知縣是個犟脾氣,加上他父親王華是狀元,此時正是皇帝的紅人,得罪不起,更直接的原因,還是害怕陽明将他中飽私囊之事捅到朝廷,便也不了了之。

  陽明在廬陵任上算是開門紅。接下來他開始着手治理“廬陵健訟”。他下發《告谕廬陵父老子弟》公文,稱:廬陵為文獻之邦,現在卻以健訟聞名,連我做縣令的都感到羞恥。如今正值農忙時節,又災疫盛行,如果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,勢必家中老少無人照顧,田中農事也要荒廢。這樣即使打赢官司,而使父母、兄弟、子女病死家中,田裡因荒蕪而顆粒不收,又有什麼意思。從今往後,如有糾紛,先由裡老調處,而對于專以争訟為能、誣告為快的刁民,縣衙裡有的是刑具,我之所以現在不用它們,因為廬陵是禮儀之邦,家家讀書識理,隻要講明道理,大家是不會犯法的。但如果不聽教誨、執意妄為,那就為國法不容,休怪本縣動用刑具了。

  其實明太祖四十歲立國之初,就曾定下一套制度:如,為教化民衆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,凡因偷盜、鬥毆被官府定罪的都要在申明亭張榜公布,以起到警戒他人、防微杜漸的作用;而對于熱心公益、扶危救困等善舉,則在旌善亭張榜表彰。此外,為止争息訟,要求地方官挑選民間年高有德的老人,每裡設一“裡老”,專門處理鄉裡鄰人之間的糾紛。若不經過“裡老”調處,直接告到縣衙,則叫“越訟”,不僅不受理,還要接受五十鞭罰。隻是這套制度漸漸成為擺設了。陽明到廬陵後,恢複了申明亭和旌善亭,重新重用“裡老”,并強化“裡甲”制度。縣城裡十戶為一甲,鄉村則以村為單位,若遇“盜賊”,需相互支援,同時也可互相監督,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。經過一方整治,吉安民風頓時好轉,誠如大儒湛若水所說,陽明在廬陵“卧治六月而百物具理。”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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